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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发优势主要涉及成本优势、时间优势和经验优势，这在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政策支持都不难“后发先至”，但教育却行不通，教育除了需要财力支持，还要有时间的积淀，包括但不限于人才、学科建设和逐步积累的声誉等。一个例子是，深圳在改革开放后建立深圳大学倾注了特区巨大的财力物力支持，2018年深圳大学部门预算达49亿，其中财政投入42亿，但与国内顶尖的大学预算相比仍差距甚大，同年清华大学预算达269亿，与深大同省的中山大学也有134亿。

“但与此同时，制约当前消费提质扩容的因素依然明显，比如，高标准产品服务供给不足、农村扩消费短板突出等。”孟玮表示，下一步，将大力推动近日印发的《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》和《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》落地见效，特别是在促进消费者“能消费”、“愿消费”、“敢消费”上下功夫。

单霁翔接任故宫时，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古代宫殿建筑群，长期以来开放区域只占30%，186万余件文物藏品99%沉睡在库房，来故宫的观众虽然多，但80%都是沿着中轴线参观古建，很少能接触到丰富多彩的文物。截至2018年，故宫开放面积由2014年的52%，达到现今的80%以上，8%的文物将向公众展出。

昨日下午，记者就此事询问滴滴方面，滴滴公关人员表示对此事不清楚，需要查询后才能答复。截至发稿，滴滴方面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复。但在昨日晚间，顺风车主高何光向记者表示，在订单中已无法看到乘客的个人信息。顺风车走向何方？更多的分析认为，顺风车这一新兴的共享乘车模式在安全性上存在不可弥补的漏洞，即便其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意义，但考虑到司乘双方的安全性方面，无论是平台方抑或是政府方面都无法给出有效的保证。

按照陈立雯的经验，在农村推行垃圾分类的前三个月内，源头分类准确率达到80%乃至90%以上并非难事，这是公益组织单独推广就可以在一个村子达到的效果，难的是如何建立长期有效的监管体系，维持这种效果。这是无法通过一己之力办到的。陈立雯已经有过数次失败经历。去年夏天，痛心于家乡受垃圾围村之困已久，她回到河北农村的老家，希望联合乡政府、村委、环卫公司，在村里实行垃圾分类。但是不久，她就发现，乡里只有书记一人对垃圾分类上心，却不久就被调走；环卫公司的业主是县政府，没有动力配合一个村子搞垃圾分类；村委认为这是陈立雯自己要做的事情，无心参与。

但直到1月20日，钟南山院士才公开宣布新冠肺炎呈现“人传人”的特点。浙江大学神经生物学教授王立铭1月30日通过微博质疑，中国疾控中心早在一月的头几天就已掌握明确证据，消息却被掩盖三星期之久。目前，该条微博已删除。一个关键的问题是，这项论文究竟是早于病毒可“人传人”的明确结论还是晚于此？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表示，“密切接触者间的人际传播”的推论是1月23日获得病例数据后做出的，没有隐瞒。